他的传奇从16岁开始，如今获得北大教学最高荣誉
16岁考入大学
他是学生眼里的“传奇”
他是跟在费孝通先生身边时间最久的学生
也是与社会学“相知相伴”一辈子的老师
始终站在社会学研究的前沿
将理论与当今现实紧密结合
要做就做对社会真正有用的科研
开启了北大学科交叉探索的新大门
他就是2022年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获得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
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与社会学
“领进门”“沉下心”“传下去”的故事
数次学术转型皆遇恩师
在现在的学生看来，邱泽奇的学习生涯是“传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被时代推着走。尽管如此，被“推着走”的他依然感慨自己是幸运的，无论是整段的学习经历还是每段学习经历间看似“陡峭”的转身，都能遇到对他学识和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恩师。
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邱泽奇16岁便考入大学，大学修读的是植物保护学。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他进入了湖北省国营龙感湖农场，搞的也是本行，给农作物防虫治病。在农场工作期间，邱泽奇被在工作中认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老师鼓励读研究生。他在当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简章中，找到了农业古籍整理专业。“能以读书为业，又没什么其他选择，我还是很高兴地去考了，考上了。”
因为就读的研究所在南京，邱泽奇的硕士生涯是在南京度过的。“研究所在南方的就去了南京农学院，但是那里没有我要读的基础课，农学院跟南京大学协商，我可以去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旁听，于是我便成了南大的走读生，文字、音韵、训诂等古典文献基础课都修过。”那时，邱泽奇的硕士导师是著名农业古籍整理专家缪启愉先生，在他的带领下，邱泽奇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这本论文后来被邱泽奇一直保留在身边。
硕士毕业后，本想像导师一样成为一名农业古典文献研究专家的邱泽奇，被一纸工作分配单带入了华中农业大学，成为农村社会学专业的老师。从埋首典籍到放眼社会，这让邱泽奇有些措手不及。“依然是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一次登上讲台的邱泽奇讲授“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除了书本上学的，按照教学要求，还要把学生带到农村去做调查，“和城市、苏南农村相比，湖北的农村在当时非常艰苦，农民的生活很苦”。这段带教和研究的经历让邱泽奇加深了对社会学的理解，也让他洞悉了中国社会的底线和底线的一些细节。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发现了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我能不能为改变农民疾苦做点事儿？”乡野调查之外的邱泽奇泡在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其中就有费孝通先生的文章。邱泽奇展开了对费先生作品的搜索，也记录了一整本贫困与发展的专题笔记。没有互联网，搜不到系统的社会学大纲，他按照自己的理解，以概论、理论、方法、专题的顺序，找书找文献。在遍地“寻宝”的过程中，邱泽奇萌生了新的目标，跟费孝通先生读书。
1992年秋天，邱泽奇与费孝通在调研途中
幸运之神再度青睐了邱泽奇。1991年，已经有3年没招收博士生的费孝通先生，将邱泽奇和麻国庆招入门下。就这样，邱泽奇成为了跟在费孝通先生身边时间最久的学生，费先生也成为影响邱泽奇为人为师的引路人。
社会学研究一定要关注当下的社会
“社会学系是培养‘人’的，好的老师必须要把育人放在首位！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读两本书，一个是‘经典’之书，一个是‘社会’之书，我尽量为他们提供把经典理论带到实践中的‘钥匙’。”
作为跟随费孝通先生时间最久的学生，邱泽奇在读书期间每年都会有数个月跟随费先生进行社会调查。“费先生很少直接灌输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费先生让做的事情串起来，就会出现一个清晰的指向。”上世纪90年代初期，费孝通带着邱泽奇去了很多地方，他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跟着费孝通在外调研，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提及费孝通先生，邱泽奇回忆道：
“费孝通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的关怀，费先生将对社会的满腔热忱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二是方法上的指引，费先生指导学生们要把现实放在历史中理解，把中国放在世界中观照。”
邱泽奇在讲述他对社会学的理解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之时，资源型企业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交集，多重难题纠缠在一起，成为困扰政府和企业改革的难题，也成为费孝通先生关注的重要领域。邱泽奇的博士论文聚焦在甘肃省的金川公司和白银公司，金川公司所在的金昌市是为资源型大国企而建立的城市，这种孤岛型的大国企与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方方面面的联系，没有那么多额外的劳动力需求，企业二代子女去哪里就业？国有企业按照当时政策兴建的集体企业与国企又是什么关系？国企兴办集体经济的动力和约束机制是什么？邱泽奇的博士论文关注着这些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关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研究，是邱泽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初心。
社会学研究一定要关注当下的社会，这是邱泽奇从费先生身上学到的，也尽力传承下去的理念。关注社会与饱读经典并不矛盾，邱泽奇认为，社会学的学科特色是，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也可以两耳只闻窗外事，好的社会学教师应该在塑造学生人格和思维方式时把两者结合起来。
2004年，邱泽奇在中英预防艾滋病项目四川省德阳市调查现场
2019级社会学系博士生李由君是邱泽奇的学生，她眼中的邱泽奇是一位“热情活力、好奇心和求知欲、探索欲都远超常人”的老师。李由君回想起邱泽奇带着学生们的每一次调研经历，她认为：
“尽管邱老师已经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调研经验，但是他还是会非常细致地对待每一次与访谈对象的沟通交流，对调研期间的每件事情都观察入微。”
有一次，邱泽奇带着学生们去甘肃省通渭县孟河村调研，调研对象不仅有企业人员、县乡干部还有年长的村民、回乡的年轻人，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满，李由君形容那时“访谈的间隙大脑都是处于放空的状态”。尽管安排的受访者众多，结构化、模式化的提问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但邱泽奇还是引导学生要积极地把握“走下去”的机会，珍视基层社会的每一处细节。
“和被访者聊天时，邱老师仿佛能够根据短短几句话，快速地观察建构他们的真实生活，既能和被访者共情，又能理性地将其放置在全局化的社会结构中考察。”李由君回忆道。在邱泽奇的热情主动与积极探索精神的鼓励下，学生们在书本知识之外，更加体会到了社会学对于社会与民众的关照，更加感受到了田野调研的意义和魅力。
2015年，邱泽奇带学生在西藏自治区调研
当“通识”达成共识
作为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获得者，邱泽奇对于北大通识教育的推动功不可没。众所周知，定量研究在当今社会科学中广为应用。当计算遇到社会科学会产生怎样的效果？2011年，邱泽奇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
2006年，在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科学调查中心时，邱泽奇与当时的985/211办公室主任、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李晓明教授相识。2011年，李晓明发现美国康奈尔大学在用的一本教材《网络群体与市场》（Networks, Crowds, and Markets），他准备将这本书的内容作为课程引入北大，希望找一位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共同开设这门课。李晓明与邱泽奇一拍即合，“计算+社会科学：一门交叉学科课程的建设与推广”应运而生。
这门开在10余年前的课程也成为北大交叉学科探索的先行者之一，2011年第一次开课只有7人，第二年11人，第三年就变成30多人，后来超过100人，现在课堂要限制规模，年年都满额。学生们发现，这门听起来非常新奇的课程，会将严谨可证的科学方法与变化复杂、充满不确定的社会现象相结合，这种跨学科、前瞻性的尝试让学生们收获颇丰。2017年，这门课程获得了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邱泽奇在课堂上
在这次探索后，2017年，邱泽奇又开设了《社会科学方法导论》，这门课一推出便成为“爆款”课程。邱泽奇作为课程的牵头人，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李晓明老师、政府管理学院的严洁老师、新闻与传媒学院的王洪喆老师共同讲授这门课程。近几年来，在课堂上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学生们越来越少地与老师深入讨论问题，却越来越多地问，“老师我做的对吗？我想的对吗？”邱泽奇认为，对社会科学而言，解释的多元性和答案的多样性是常见的。开设这门课程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实现从应试教育到批判性思考、再到探索性学习研究的思维转变。
“社会科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的一大创新就是没有采用传统的知识树模式来组织课程内容，而是采用了知识蜂巢模块方式，由实验思维、测量思维、检验思维和计算思维等四个相互有关联、却有着不同知识根基的模块构成。其中实验思维讨论整个科学的底层方法逻辑，测量思维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的数据逻辑，检验思维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证逻辑，计算思维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的计算逻辑。
又是数据又是实验又是逻辑，会不会让文科学生望而生畏？邱泽奇笑着回答道：“并不会！”他表示，在这门课上，学生只需要初高中的科学知识就足够了，开这门课就是希望同学们明白，其实科学研究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可贵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邱泽奇希望修过这门课程的同学，即使未来不做研究，也可以比一般人更理性地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身边的事物，对待自己。
2014年，邱泽奇带队到乌干达金贾医院调查中国对乌干达医疗卫生援助情况
“社会科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程的通识性和授课教师学科背景的多元化很快吸引了社会科学各院系的学生进行学习。
“当使用一双用实验法或因果推断‘武装’起的眼睛，来观察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世界，就更能发现很多表面上貌似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背后，实际可能存在谬误或者偏见。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会使我能更好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元培学院2021级政治、经济和哲学专业本科生司淳一表示，在“社会科学方法导论”这门课上不仅有通识知识的传导，更在学术方法上给他以启迪。
在相知相伴中不断创新
自从30多年前选择社会学研究作为终身职业，邱泽奇便决心做一个关注现实、力求为大多数人做点有益之事的学者。他始终聚焦于技术革新对现实社会的推动作用，因为技术的革新提高了生产和服务的效率，但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近年来，邱泽奇将研究重心倾注在“数字社会与经济”的研究中。邱泽奇认为，数据的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要想在数字时代取得数字社会经济发展的先机，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两年前，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成立，邱泽奇担任主任。中心聚合了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研究数字社会经济，承担了国家相关部委的课题，并在核心期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和若干智库报告。今年，由张平文院士和邱泽奇共同编著的《数据要素五论》出版。在数字经济越来越多地影响社会发展的今天，邱泽奇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们的研究正加紧进行。
《数据要素五论》书影
作为一名研究者，从农作物守护到农业古籍整理研究再到社会学研究，从乡村经济到国企改革再到数字社会与经济，邱泽奇的研究触角广博而深入。作为一名教师，邱泽奇的教学理念、授课思路和课程组织方法都是围绕着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认知这个主旨展开。
获得2022年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这一北京大学教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也是对他与社会学教学科研“相知相伴一辈子”的回馈。
谈一谈你所了解的邱泽奇老师或是邱老师的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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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采访：韩芳、宁韶华
文字：韩芳
图片：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排版：杨映锴
责编：戴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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